原标题:中国第一代独立导演卖房凑钱,他以一己之力,为中国老建筑拍珍贵影像
他卖掉房子,以一己之力,为中国老建筑拍下珍贵影像
【资料图】
中国第一代独立导演雎安奇,
从2019年开始,
着手拍摄关于中国建筑遗产的纪录片,
计划分为《楼》《厂》《乡》三部曲。
像这样的系列纪录片,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部。
第一部《楼》聚焦城市的建筑遗产如何更新活化
第二部《厂》聚焦工业遗产,在后期制作中
23岁那年,
雎安奇拍下了神作《北京的风很大》,
被誉为中国实验电影的里程碑之作。
到了44岁,这个实打实的建筑小白,
发现"我国古建影像资料竟然是个空白",
于是发下心愿,要去填补它。
因为找不到投资,
雎安奇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持续拍摄了近60个中国建筑遗产,
展现它们在今天如何被更新、活化,
比如智珠寺、劝业场,上生新所、冷湖石油基地、永定土楼……
并探访了85位建筑师和学者,
他们中有刘家琨、马岩松、黄印武、青山周平……
第三部《乡》聚焦乡村建筑遗产,仍在拍摄中
目前已经完成的第一部《楼》,
去年底入围海南国际电影节。
发稿的时候,雎安奇还在安徽翻山越岭地拍摄,
"没钱,没关系。
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钱,就是能说明一切的,
就是勇敢去做,做目前力所能及的事。"
以下是雎安奇的自述:
自述:雎安奇
撰文:洪冰蟾
责编:倪楚娇
雎安奇在北京智珠寺
拍这个系列纪录片的决心,是在2019年立下的。
我们经历了很多种保护古建筑的理念。以前是破坏性的拆除,后来奉行把老房子修一修,然后锁起来完事,再到今天,其实有了一个新的命题,就是该如何活化建筑遗产,把它利用起来,让它们重新活过来。
所以《楼》《厂》《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就是古建筑的活化,那么它们分别是城市、工业和乡村的建筑遗产。
雎安奇(左二)在拍摄中
要说缘起,大概是10年前,我在瑞士的影院里看到一部,关于日本建筑如何影响全球建筑的纪录片。很震撼,因为2009年左右我们还处在大拆大建的过程中。我就暗自发下一个愿,有朝一日我要拍一部中国老建筑的影片。
自此之后,我就持续地关注这些老建筑的命运,10年里也一直在找钱,希望有人来支持我,最后发现可能性非常小。拍一个耗时耗力,乍一看没什么商业价值的电影,非常痴心妄想。
但我一直有在行动。最开始,我们去找了住建和相关的研究部门,希望能找到一些老建筑的影像资料,没想到都是平面图纸,动态的影像几乎没有。
如今都可以用手机拍电影了,却在这里形成了巨大的真空。我想这不是一个设备的问题了,还是关乎一个观念,以及一个行动者。既然影像是我的特长,我就下了决心去做这件事,就是2019年。
我完全是个外行人,关于建筑的形制和历史,还有政策的解读,只能东奔西跑地去找、去问,边拍摄边学习。
雎安奇探访了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和学者
想要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这个工作量,其实远远超过了个人所能完成的极限,实际上来说是一个国家的工作。
原本我的企图心是把建筑拍得美轮美奂,用一种垂涎欲滴的方式来呈现美。然而现实是,这种拍摄依仗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我做不到。
于是我决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做,不用去想象明天会比今天的条件更好,现有的条件,就是把它的文献意义呈现出来就可以了。
北京的独特景观,在胡同里望见白塔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比如我们还在北京遇到一位声音艺术家秦思源。他的太外祖父是清朝最后一任北京市长。秦思源在外表看起来完全是个外国人了,他是一个中英混血,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种民族之间的更新了。
他从英国回到北京后,在曾经的祖宅里,建了一座声音博物馆,收集北京正在消失的市井声音,比如叫卖声、鸽子哨,把他的家庭史融入了建筑更新的进程。
我想建筑总归是为人而造,下一代在里面看到上一代的精神,然后活出自己的历史。
广州侨商楼,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
我每次置身其中,就感觉老建筑是一种文明的全息投影,它是能成为过去和现实的桥梁的。建筑师刘家琨说:"一个地方的建筑,其实就是那一段时期社会综合状态的写照。"而马岩松的看法是:"老房子绝对不是一种材料,它是一种思想,会一直影响到我们。"
广州有一栋老楼叫侨商楼。它是2014年广州第一批挂牌的历史建筑,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归国华侨盖的,有岭南地区特有的风格,中西合璧的住家骑楼式建筑。
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几十年前就搬离了,楼早已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在台风过后坍塌了一部分,甚至树都长出来了。
一部分老广很坚定地希望建筑完全修旧如旧,回到原本的样子,一部分希望开辟出新公共用途的区域。两种观点的碰撞,让改建的过程充满了争议。出于好奇,我们决定长期跟踪它,不定期地去拍,架设了一台长期拍摄的机器,可以随时在手机上看到建设进度。
侨商楼修葺完毕后,一部分开辟成艺术空间。我们去侨商楼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先生,就是侨商的后代,他看到儿时的"鬼屋"变得这样热闹,感慨这个楼承载了太多侨商的回忆,"落叶归根的地方又活起来了。"
安庆振风塔,始建于16世纪
2021年,我去拍安徽安庆石化厂的油罐改造,出于纪录片人的自觉,我带着摄影机在安庆市里转悠,遇到了当地的一个黄梅戏班子,竟然遇见了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的弟子,我就对安庆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于是去拍了当地一座有450年历史的振风塔。
没想到隔年接到一通安庆政府打来的电话,说振风塔的塔尖塌了,被一阵大风吹掉了。但是他们手头上只有图片资料,很多细节看不全,塔尖怎么装都装不回去,听说之前有几个人来拍过振风塔,想问我们购买视频。
我们立刻把用固定机位拍的塔身细节和航拍,全部发了过去,一分钱没收,通过这些影像,振风塔被完整地修缮好了。
我想一旦遭遇了消失和意外,动态影像资料就会产生实际的意义,变得非常有价值。
广西阳朔糖厂,1969年建厂
到了第二部《厂》,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工业建筑,见证到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的国营电子元件厂798是我们探访的起点。
90年代,艺术家隋建国、黄锐先后入驻798,巨大的厂房变成了工作室。这个地方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当代艺术的创作生态和产业链,引起了国内外非常大的关注。
北京798艺术区,前身为1952年筹建的工厂区
当年这里是准备要拆掉的,798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就联合签署了一封信,希望保留住这些老厂房。当年我也在798,也在上面签了字。
到今天,我再回到最早一批的艺术家工作室拍摄,看到这个艺术社区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之一,当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青海冷湖油矿,1958年开采
还有一些案例又很沉重。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冷湖,50年代是中国第四大油田,最多的时候有20万人生活在这里,邮局、学校、宿舍,生活设施一应齐全。
70、80年代之后,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这座城市慢慢就废弃了,遍布残垣断壁,以及400多座坟墓。
我身处其中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为了这个石油基地,曾经的建设者长眠于此,然而他们亲手建的城市,如今已变成废墟。
到了今天,这座戈壁上的工业废墟,被联想到陌生星球的无人区,于是人们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火星探险的地方,来露营扎寨。最高的纪录,一天有1万人来冷湖,城市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复苏。
我们纪录的何止是建筑的变迁和更新,你看到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上的一个变迁。我们这些影像,也是一个切面。
所以,我身边很多人都在问,你去做这样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干什么?我就想用这个故事来回答他们。
而且梁思成和林徽因做的这件事是直接启发我的,我不仅要拍纪录片,我还在宋庄租了几间房子,成立了中国建筑遗产影像中心。
我鼓励更多的人,用手机拍身边的建筑影像,然后发给我们,就像100年前,各地邮局局长寄回当地建筑的照片一样。然后这个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自由地观看。
1999年,雎安奇在北京街头流浪,拍摄《北京的风很大》
对,大家一般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我自己的创作,一直都伴随着"一意孤行"和"没钱"。
1999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拍了第一部作品《北京的风很大》。我们那一代人,谈起胶片电影,都是非常神圣的。可是一卷胶卷2000块,不知道要攒多少钱才能拍到。我从一开始就决定,绝不能受困于设备或资金,我不等待。
我就去了小西天的中国电影器材公司,问值班的老大爷,哪里有旧的16毫米胶片?他说地下室很多,都是垃圾要运走的,5块钱一卷。我赶紧买了一些,把过期8年的胶片装进电影学院租的16毫米宝莱克斯摄影机。
剧组所有的人和设备都在这张照片里
剧组成员只有三个人。
交通工具是我买的两辆不知道倒了几手的自行车,还有问楼下收破烂的大爷租的三轮车,一天几十块。
我找了一个破档案袋,写了几个字"北京的风很大,1999",当作我们的片名。
然后把电视机天线给拔了,把在小商品市场里买的30块钱的麦克风贴在上面,变成一个伸缩的录音杆。那两个剧组成员都疯了:"你这一根话筒杆就做好了?"
我们把设备放到三轮车上,盖上一床单,骑着车就上路了。
我们在北京流浪了三天三夜,走到哪算哪,逮着路人,只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
十年之后,央视拍了一个经典的街头访问,也只问一个问题:你幸福吗?
到了后期,声音、镭射字幕我都做不起,因为已经花完所有钱了。
这么拍电影,当然得到了很多嘲笑讽刺不理解。没想到的是,我很快收到一封回信,说柏林电影节喜欢这部电影,决定资助我做完它。
40天后,《北京的风很大》柏林的银幕上映,电影杂志上出现了我的脸。
我的电影梦,就是从几十块钱开始的。
《诗人出差了》,2003年拍摄,2015年才剪辑完成
获得鹿特丹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和全州电影节最高奖
不光纪录片,剧情片我也这么拍。拍《诗人出差了》,我带了一个演员,去我的家乡新疆流浪了40天,我一个人包揽所有的活,导演、摄影、灯光、录音。我背了一个70升的双肩包,装着所有便携的拍摄设备。
我觉得我的电影梦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践行,别人看不明白,觉得是个笑话,我也解释不明白。
雎安奇的画作《草体》
雎安奇精力充沛,除了电影,还画画、做装置、做实验影像,
还开了一家宋庄有名的大盘鸡店
我有一张摄影作品叫《驿骑如星流》,猛地一看以为它是全黑的,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小旅馆的照片,不断叠加在一起。这个名字来自岑参的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今年我48岁,从新疆这个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方走出来,起起伏伏拍了这么多电影,还在活跃。
我不想因为年纪和社会的影响,把年轻时的疯狂磨灭掉。困难也好,误解也好,不过就是天上的一颗流星而已。我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束缚,我的勇气要在创作之外,我要让勇气成为我的作品。
不论是怀着电影的梦、艺术的梦,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去行动起来,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钱,就能说明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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